纺织业向价值经济转型-【资讯】

在纺织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水土不服很可能是大部分企业将要面临的挑战。日前，以“产业转移背景下的社会责任”为主题，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淮滨、陕西省服装行业协会副会长陈会安、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谷哲昭、汉帛(中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部经理林秉贤等业界精英就产业转移与社会责任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孙淮滨说，今天说的社会责任，是在目前产业转移大形势下需要履行的一种责任。东部是先发地区，其社会责任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也有一定水准。因此，到西部去，就要把东部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成熟做法、模式、经验，因地制宜搬到中西部，当然这里面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体制中很多的差异，所以不可能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搬过去，一定要有所取舍。

他说，中国纺织工业越来越依靠内需拉动。“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虽然有他的益处，但对各国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存在着风险。”他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所以他的内需也相当可观，特别是伴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内需消费空间很大，无论是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升都有很大空间。

他说，转移时要去挖掘，去调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市场潜力和空间。“在产业转移过程当中，企业应事先把这些社会责任进行一个清晰界定，从资源环境角度，从企业内部角度，从民族关系的角度，从社会发展角度，这样就更具高度和可操作空间。作为整个产业，核心价值观及总体运营规律是一致的，这就是行业要从规模经济向价值经济转型。他说，这种产业转移在这样一个内需动力驱动下，在担负社会责任背景下，会朝着一种比较健康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轨道前行。

孙淮滨：产业转移因地制宜

陈会安说，与陕西的一些老纺企相比，陈会安明显感觉到新转移来的纺企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巨大，已与之前不能同日而语。“差异实在太大了，我们陕西原来的地方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非常沉痛的教训。比如有德国客户飞过来进行突击检查，发现童工等一系列问题，勒令全厂停产；还有，有的企业与其他集团合并，但职工的福利待遇没有进行妥善安置，结果出现了工人罢工，影响非常不好。而现在的很多棉纺企业非常注重和员工沟通，能为他们建立较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他说，目前陕西的许多老国有纺企在社会责任的实践上反而没有很多股份制民营企业做得好。他指出，后者积极改善员工的生活环境，包括给员工安空调、很多企业很重视员工的个人终身大事，定期举行舞会和相亲大会。“显然，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止是慈善捐款。”他说，“更大责任在于如何保证企业能连续稳定生产合格的产品，最低限度消耗社会资源，减少排放，确保员工和相关方利益，确保企业高效、平稳、健康发展。”

他说，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是企业走向国际的通行证，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把提升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发展的支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经济效益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两者兼顾一定会更有利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陈会安：要确保相关方利益

伴随着产业转移，纺织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脚步也没有放慢。改善工人待遇，企业要享受成本优势，又要培养后发能力。

谷哲昭介绍说，铜牛公司在甘肃建厂的同时，选拔百余名农民工代表进京培训，除了学技术，更多的是感受企业文化。“甘肃工厂与北京铜牛分工不同，但文化一致。既然西部劳动力熟练程度低，对现代管理还比较陌生，那么企业就应投入更多人、财、物，去提高劳动者素质。”他表示，“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真正的产业工人，离土不离乡，有稳定的收入，也有完美的家庭，这就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他认为，从社会责任来讲，办厂能造福一方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办厂能让农民工真正离土不离乡，有一个非常完整、快乐的家庭，有稳定的收入，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说，对企业来说，首先要保持盈利，企业要长远发展盈利是必需的。“首先产业配套是问题，西部省份不像东部省份的纺织产业链已很成熟，以做服装为例，布料要在北京先裁剪好，配色、配件也要先配好，然后再很齐整地发到西部的工厂里，如果在北京搞错了可以马上改过来，但若到西部后才发现，那在时间上就不允许了。这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为此，铜牛在厂房基建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对员工进行培训。“有关方面也非常支持，拿出一部分钱帮我们做培训，并利用当地职校给我们做培训，在招工方面也给予很大支持。我们一天就招了600多人。”

谷哲昭：须培养后发能力

汉帛(中国)在河南驻马店建了一座厂，但过去之后林秉贤发现在河南招工并没有想象中容易。“虽说是一个人口大县、农业大县，但适龄的工人都想去沿海地区，只有在麦收的时候才回来，当地留下的更多是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是年龄偏大的劳动力。”

目前，汉帛在驻马店第一期已经投入使用。虽然中西部的劳力众多，但林秉贤感到，与东部产业工人接受过良好的培训相比，这里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农民，产业劳动技能素质参差不齐；另外，重压之下，东部工人的劳动效率较高，转移地劳动力的积极性并不高。

“我们经过大概快半年的运营，发现工作效率跟东部比起来，这里的员工并不是那么积极。”他举例说，比如发完工资后，员工可能会出去玩几天再回来上班，平时工作也不会非常打拼，可能今天拿了50元就可以了，就放松，或者不做了，没有更多的计划。”

他说，对于工厂来讲用工还是需要一个渐进的培养过程。因为服装在当地不是一个传统行业，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培训过程。另外，目前还有一个物流困惑。从总部杭州到河南有1000公里左右的路程，一辆货车来回一趟的成本(油费加过路费)就需要1000元。“因为周边缺乏配套产业，公司在物流成本上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林秉贤说，“另外，如果我们是从上海发货的话，隔一个晚上就能到，但是从河南发货就需要三四天，所以时间成本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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